企业自主创新的六个政策性问题

　　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涉及多方利益关系，需要政府的调控。当前，政府应把握时机、控制力度，加快培育和建设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放开对土地、水、成品油、矿产品等生产要素和稀缺资源价格的实际控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环境成本内部化进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同时用税收杠杆进行调控。这样就可以发挥价格、税收、汇率、利率和环境监管、市场监管的作用，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使必须释放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迫使增长方式转变、企业发展模式转型强大的经济驱动力，为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提高效率创造经济增长开拓空间。

　　引进技术必须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

　　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跨越战略。例如，三峡工程从引进技术、合作生产，到以我为主制造特大型水轮发动机组的过程，就是通过引进，迅速缩小与世界技术差距的很好例证。但是，这一政策目标在更广的范围并未很好实现。当人们重新审视“以市场换技术”的历程时，发现国内许多企业尽管让出了市场，甚至让渡了部分所有权，但并没有换来更强的技术开发能力，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技术，有的甚至掉进了技术依赖的陷阱。

　　技术引进可以有两种模式选择。一是仅为使用而引进;二是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引进。由于机制上的落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企业在技术引进上肯于花钱，因为可以立竿见影;而对消化吸收，却吝啬于投入，因为似乎“远水不解近渴”。

　　有关资料表明，日本引进技术的时期，平均花1美元引进技术，要花约7美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目的是把引进的技术嚼碎吃透，彻底完成一个技术学习的过程，登上新的技术平台。有美国人估计，日本引进技术经再创新后，比引进技术的效率可以提高30%或更多。从50年代到80年代短短的30年，日本走过了从引进到创新的过程，进入了技术输出国家的行列。韩国也大体相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技术的项目数和总支出可能比日本与韩国之和还要多，但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只相当于引进费用的7%，与日本差了100倍。这一点费用只能解释图纸，对引进技术的效果做必要的验证，仅能保证引进的设备可以使用，不可能吃透、消化，更不可能再创新。在消化吸收上少花了钱，带来的是以更多的支出进行第二次引进和再引进。横向看，多家企业重复购买同一技术;纵向看，第一轮引进后就是第二轮引进。结果我们的技术费用总量并不少，但大都交给了外国人。更重要的是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没有很好地培育出自己的技术创新力量。

　　差距很大的时候，引进技术是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捷径，但当我们企业的发展威胁到对方竞争地位的时候，他们不仅不会转让技术，而且还会封锁技术和利用专利、标准、品牌、知识产权等工具抑制我们企业技术能力的发挥。这是市场竞争铁的规律。在一些产业这一时期已经到来。因此，企图依赖引进构造自己的核心技术，进而打造国际竞争力，这几乎是白日做梦。需要澄清的概念是，引进了技术，并不等于就有了技术能力;引进技术的水平，更不能代表自己技术创新的水平。即便可以通过委托开发等“买断”技术，但如果没有完成技术学习的过程，那也只能落得“有产权，无知识;有技术，无能力”。技术可以购买，但技术能力是买不来的。技术引进之所以重要，就是它有可能缩短技术学习的过程;而技术学习的过程能否完成，则取决于企业的战略和学习者执着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引进只是走向更高技术平台的一个阶梯，如果有了登高的梯子，却宁愿站在梯子上观望和等待，不肯下功夫学习奋进，那就永远不会达到更高的技术水平。

　　探索产学研结合的途径

　　在科研、转化与生产的长链条中，科研机构与企业处于不同位置，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也有分工。

　　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和培育人才的园地，而且是知识创新和基础研究最好的场所。大学有跨学科的优势，是科技信息聚集和传播的枢纽。这里既有教授们的知识积累和传承，又有创新意识最旺盛的学生作为新生力量;还可以通过人员的高流动性实现知识扩散。这些特点已经使大学成为当代知识创新最重要的源泉。尽管大学可以针对企业的技术难题提供研发支持、某些科技成果也可以被企业直接利用，但大学的科研与企业的研发不存在替代关系，更多的是引领、指导企业的研发。让大学成为企业的“研发中心”，既不可能，也无益处。

　　大型企业尽管在原始性技术创新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它强大的产业能力和在复杂的技术集成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其他机构无法替代的。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往往表现在把复杂的技术汇集在一起，将先进技术成果集成并转化为面向千家万户、有品牌支持的市场主流终端产品。例如，改变世界的移动电话、引起社会关注的混合动力汽车等都不是直接产生于基础科学和“发明”出来的，而是将已有技术集成后又在某些环节加以创新，通过产业化而形成的。因此，大型公司必须拥有强大的核心技术和技术能力，但重要的是能敏锐地捕捉全球相关技术信息、善于发现新技术的市场价值、具有从全球获取技术资源的本领，并具有将新技术集成于特定产品的能力。

　　中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的性质，有效的创新机制往往需要强烈的产权激励、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灵活的决策机制、尊重个人的制度安排和既勇于冒险，又有利于分散风险组织和机制。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更加符合这些特质，使他们成为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即便在大型企业十分强盛的美国，技术创新83%的成果仍来自于中小企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应当是在政府提供的政策环境中，院校、科研机构、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在市场作用下，自由选择的结果。

　　大学与企业“两张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两者之间缺乏一个结合的平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的今天，试图以“校办企业”，通过内部循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效果并不理想;试图依赖院校研发活动替代“企业研发中心”，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

　　产学研结合可以有多种形式。国家大型“专项”是聚集产学研科技力量的重要平台，但这属于特例，数量有限。硅谷等成功的经验表明，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的支撑与撮合，众多创业者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围绕院校、吸纳院校科技活动的扩散效应、吸引院校流出的人才，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对科技成果转化有巨大作用，是“产学研结合”的一条强有力的纽带。

　　概括地讲，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做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每项技术转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产业化;大型企业所需的技术也并非每项都得“自主开发”。通过市场的对接，大学的“技术扩散效应”为哺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了乳汁;中小企业丰富的创新成果又为大型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了资源;大型企业则将大量、分散的科技创新成果经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后，推向市场，创造社会价值。这是产学研结合的重要途径。例如世界路由器巨头思科、著名的医药公司辉瑞以及西门子、菲利普等公司，都是不断集成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成果而占据行业领先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