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卖企业折射民企公司治理难题

　　不愿意子承父业，反而将父辈创下的企业打包卖掉——从表面上看，浙江家族企业出现的这种“富二代”打包卖企业现象似乎在印证着“富不过三代”家族兴衰周期律，在这种充满思维定式的观念面前，此类“富二代”又成为“败家子”的反面典型。

　　不可否认，优越的生活条件令一些“富二代”丧失了其父辈在艰苦创业等方面的光荣传统，但仅凭这一原因并不足以否定“富二代”打包卖企业，因为这一现象还存在其它可能。一种颇具积极意义的可能是，由于受到了更好的教育和商业熏陶，一些“富二代”比“富一代”更具有商业才能和专业知识，他们在企业的商业模式上产生了比其父辈更高的追求和向往，通过“卖企业”可以彻底抛弃原本低层次的企业模式，从而进入更高的商业领域，在子承父业的同时实现产业模式的升级换代。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是，浙江绍兴一位纺织业老板在将企业交给儿子打理之后，大学经贸系毕业的儿子竟然将自己打拼了一辈子的企业卖掉了，将变现后的钱投入了网络行业中。由于商业兴趣和理想的不同导致的这种“卖企业”现象在浙江并不少见。

　　尽管这种“子承父业”之后产生的经营方向大转移能否最后成功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应该肯定的是，这种“卖企业”并不是那种简单的“败家子”行为，我们充分尊重这些“富二代”在企业经营模式上的创新自由。而对于那些没有经营能力或者兴趣根本就不在企业方面的那些“富二代”而言，把企业打包卖掉也堪称明智之举，如果勉为其难地强迫他们接手自己并不擅长的父辈基业反而才是企业真正的危险所在。在古代封建皇权的交接班问题上，已经出现过本不应该坐龙椅的木匠皇帝和诗人皇帝，这也应该是家族企业交接班应该借鉴的教训，在考虑企业发展的同时，“富二代”的个人选择自由也应该得到尊重。

　　而如果跳出这一问题进行审视可以发现，这种“富二代”打包卖企业现象折射的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另一普遍困境——建立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基础上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在疑心和戒心重重的家族面前难以融入到企业的治理结构之中，而这种一卖了之的所有权转让则是一种彻底甚至极端的两权分离。

　　也许是财富观念上的诧异，西方社会的很多家族企业都利用开放的资本市场，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成功导入职业经理人制度，并建立民主和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家族企业成功转变为公众公司。而这一课题却在中国成为困扰家族企业的难题，其中的原因确实值得深思。

　　仔细分析不难判断，“富二代”打包卖企业转让的多是有形物质资产，而渠道业务和人际资源以及企业文化等无形资产都可能会在这种转让中大量流失。对企业而言，这种“掌门人”的易主现象必然会对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产生长期的不良影响，在企业的传承和延续在被偶然的个人选择随意打乱的情况下，是很难成就百年基业的。

　　可见，浙商“富二代”卖企业现象折射的不仅仅是家族企业的交接班问题，更是家族企业社会化的难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家族企业自身的事情，而是关乎整个民企能否实现长远发展的战略大计。只有在资本市场以及职业经理人制度等层面肃清和扫除家族企业社会化的种种障碍，并在思想观念上破除根深蒂固的世袭文化，家族企业才可能破茧成蝶，迎来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