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我的福
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悄悄地跟我说,想回家乡去了。
她的头低着,并没有看我,声音里有些不自然。
父亲的耳朵有点背了,他喝着酒,大声补充,来大连三个多月了,该回老家啦。
父亲还说,我那么忙,没有人跟他们说话,这样下去,连话都不会讲了。
家乡的语言甚是奇特,不仅和普通话大相径庭,甚至和湖南话也是泾渭分明。父亲和母亲虽然受过教育,但卷起舌头和人交流,总是不太方便。
我想是的,父亲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来锻炼,我起床的时候,他甚至都不一定在家;而当我晚上加班、开会或者从外面应酬回来,父亲已经酣睡。
父亲是一个脾气暴烈、性格倔强的人,并且精力充沛,提前退休之后,这位前电视大学工作站站长和县工商局办公室主任甚觉不适,总是跃跃欲试地想继续工作,甚至认真地让我给他安排。按照我们乡下的逻辑,我这个在外面有点权力的儿子给父亲找点差事是理所当然的。我只有苦笑,不停地说教,最后打击他,试图让他明白,一个54岁的退休干部在城市里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
父亲后来就不再提找工作的事情。他每天早上5点半出门,和几个退休的老头在南面的山上散步,锻炼身体,8点多才回来,之后买菜、做饭,等我回家吃晚饭,然后看电视,9点多按时睡觉。和他那个年纪的小城市的小知识分子一样,父亲喜欢并且信任《美国之音》。几年前,弟弟去美国,临行前给他买了一个德生收音机。父亲走路听,吃饭听,晚上也听,很多时候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因为听收音机,父亲知道许多我所不知道的“内幕消息”,加上他喜欢评论,所以牢骚很多,这往往使自以为是的年轻人不快。有的时候我会故意跟他争辩,用年轻人的机巧和伶俐逗他着急。其实在他这个年纪,他只能看到负面的东西了。10月的时候,我和母亲陪他去大商场买了一个新的德生短波王,作为他的生日礼物。
50多岁的父亲对新的东西分外好奇。我在上海的时候,带他去新天地闲逛,他背着手东看看西瞧瞧,看什么都觉得新奇、有意思,像一个神气的老干部。他还会伸手去摸摸店里的展品,这往往使一旁的我有些好笑和担心。我记得“上海本色”店门口有只彩色的大鹦鹉,父亲看完介绍,就仰起脸来天真地问鹦鹉:“鹦鹉、鹦鹉,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在大连,我们住的地方离星海湾很近,父亲就经常一个人散步到会展中心看各式各样的展览。因为他声音洪亮、仪表堂堂,所以经常会有促销的小姑娘拉着他热情地塞资料、试用各种器械。这往往就成了他在晚餐桌上津津乐道的发布。有一次他让一个什么厂家的促销员往耳朵里倒了一些耳散水,据说是可以治疗耳朵炎症,后来耳朵疼了好几天,有段时间就去得少了。
矮小的母亲几十年来一声不吭地跟在脚步匆匆的父亲身边。她曾经是个聪明的姑娘,只是并不太擅长做家务。她对现在的日子好像很满足,但是坐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她会经常不自觉地打哈欠——她这些年的精神一直不怎么好。小区里有老人组织的锻炼,她吃完晚饭,就兴冲冲地去了,虽然天气一天天变冷。然后回家洗涮碗筷。重阳节的时候,小区组织老人扇子舞参加市里面的比赛,母亲去得更勤。有次我拉着父亲去看她,小手小脚的母亲在队伍里一板一眼地学动作,虽然有些生硬,但是很认真,甚至没有察觉我们的到来。那次汇演后来上了中央台,我在武夷山酒店的电视里看到母亲们的队伍,但没有找到她的脸。
父亲和母亲,总是让我想起我自己。我和父亲一样喜欢出汗。我和母亲夜里都要起夜。我的性子和父亲一样急躁。我和母亲一样容易被静电击中……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我瞅瞅他们,像一面镜子瞅着另外两面镜子。想起来这真是奇怪而有趣的事情,许多习惯和细微的禀性像电流一样,从他们身上流到我的身上。这使我甚至逐渐相信我于生命只是载体,只是一个漫长得接近永恒的河流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过程。
我的祖父祖母也是这样。他们在小城里歇息,总是嚷嚷着要回乡下。过一阵子,父亲觉得乡下条件太差,又把他们接到城里。乡下——小城——乡下,我的暴烈的父亲总是使这事情像一场争夺战,并且他最后输掉了这场战争。我的70多岁的祖父,终于是死在乡下自己的床上。所以我想我不固执了。
过了两天,母亲偷偷地跟我说,父亲晚上睡不踏实,老是想着回去,可一旦我答应了,又有点舍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