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结合可弥补创新投入不足

　　近年，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必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这是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一些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它们的科研人员能获得诺贝尔奖，例如AT&T的贝尔实验室和IBM研究中心分别有11位和5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中国的企业普遍很小，科技实力很弱，所以人们很关心它们如何才能迅速成长壮大，尽快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评估一般是用R&D投入强度，即R&D投入占据销售额的比率作为产业技术含量的标志。据1991年—1999年12个OECD国家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它们的R&D投入强度为9.3%。相比之下，我国企业有很大的差距，仅有华为等极少数企业能达到这样的强度。例如，2003年我国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R&D的投入强度不足4%，尚不及同期IBM一个公司的60%。

　　我国企业的R&D投入低，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投入低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我国很多企业利润低而力所不及,它们还没有进入到良性循环之中。为了缩短企业进入这个良性循环的时间，实行产学研相结合是有效的举措。国家长期以来对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投入，使它们具有较雄厚的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储备，如果它们的研究力量、科技成果能与企业相结合，就可以迅速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帮助它们更快地进入到市场的良性循环中。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科技产业化，不过它们并不能代替企业，这是因为它们与企业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评价体系、不同的运行机制。

　　产学研相结合是一个新事物，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有人提出，可以将它分为科技成果转化型、风险共担型和改制重组型3种。中关村一些高技术企业的经验表明，产学研相结合在帮助高技术企业创业方面有重大成效。

　　实践表明，高技术企业创业主要依靠创新产品，其中不少即来源于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是产学研的结晶，其中，联想和方正就是典型。当然，这方面也有反面教训，例如信通，虽然它是计算所投资的，但却没有取得计算所的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只能从事PC贸易。信通的教训在于没有得到产学研的支持，结果在微利或无利的贸易中消失了。

　　目前，一些企业还存在“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贸工技”等思想，如果不清除这种影响，即使客观环境改善了，企业仍不可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比如，有人认为钱少了不能搞自主创新，钱多了才能搞自主创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钱多钱少不是能否搞自主创新的决定条件。

　　一些事实表明，企业在没有钱、没有品牌、没有规模时，往往被逼着搞创新、求发展，而恰恰在稍有钱、稍有品牌、稍有规模时，容易发生转向。例如，以汉卡起家的“巨人”因兴建大厦而受到拖累;以软件起家的“拓普”因到处圈地而陷入困境。人们为它们感到惋惜，如果不受房地产诱惑而继续艰苦创业，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