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的重审

　　在2004年的中国经济学界，郎咸平和张维迎两位学者之间的争论可谓是一道风景。尽管这场争论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的争论带给世人的思考却没有因此而结束，这场争论至少带给我们如下几个思考。

　　思考一：如何判断一个学术观点的正确性?按照郎咸平的看法，国有的产权制度并不是有效经营的一个障碍，而按照张维迎先生的看法，国有产权制度并不是最好的产权安排。不过，社会公众对这个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并不比“郎张之争”之前来的清晰。这是因为张维迎的观点在过去20年，做为一种经济学界和政府官员的主流观点，比郎咸平教授的非主流观点得到的公众支持反倒要低得多。谁是谁非?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判断学术观点的正确性。

　　学术观点的正确性是靠社会舆论来判断，还是靠实践验证来判断?如果是后者，又当如何用实践来验证一个观点的正确性?对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我个人的看法是，社会舆论不是判断一种学术观点正确性的根本标准，根本的标准是一个观点的实践检验。凡是被时间证明是对的观点，我们就应该认为它是正确的。我们无法也不应因为郎咸平的观点得到了更多的公众支持，就由此判定其比张唯迎的观点更加正确。

　　思考二：国有产权制度安排与私有产权安排谁优谁劣?郎咸平认为，国有产权的根本错误不在“国有”而在“国营”。也就是说，国有产权的企业如果通过一个合适的经理班子来经营的话，一样会取得不错的效果。而张维迎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的争论很容易使人想起，上个世纪在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和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之间的一个争论。兰格认为国有制度本身不是有效经营的障碍——如果能够设计出一套办法让经理人员按照市场原则经营的话。而米塞斯坚持只有私有的产权安排才可能产生合理的经营。我们看到，郎先生比较接近兰格的观点，而张先生的观点则比较接近米塞斯的观点。郎咸平和张维迎的争论是兰格和米塞斯争论的中国翻版。尽管苏联式国有经济的解体似乎给兰格和米塞斯的争论画了一个句号，但是中国的经验似乎并不能很容易地证明郎咸平和张维迎的是非。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就业和主要产业竞争力，都与国有企业的存在和贡献密不可分。没有庞大的中国石油公司的存在，我们的石油化工业根本无力抵抗国外同类公司的竞争。另一方面，我们的私有经济从无到有，已经占据了国家经济的半壁山河，而且增长速度和增长潜力很快很大。我以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很难简单地说，哪一种产权安排更加有效率。我们不要忘了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真谛之一是：没有适应任何条件的制度安排!

　　思考三：企业界如何看待学者的言论?我注意到，当媒体问张瑞敏和李东升如何评价郎咸平对他们企业的评论时，两位中国当今重量级人物都选择了同样的回答模式：我们注意到了郎咸平先生的评论，但是因为太忙，不可能对一个学者的评论做出回应。中国的企业家们可能并不太喜欢郎咸平。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企业界如何对待学者的批评性言论?

　　我的一个朋友在1993年的时候曾经善意地提醒四通高层，四通的打字机业务正在面临衰退，1995年我的另外一个朋友提醒四通高层要注意多元化的风险。这些建议都是非常有见地的，但是不幸的是被四通高层拒绝。我在想，如果当时的四通高层认真听取这些建议，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进，今天的四通可能不会是现在的模样。我个人认为，学者们对企业的批评，主要功能在于为企业家营造一种更加好的学习环境，而且是一种免费的学习环境。美国的企业家之所以能够比我们的企业家心智成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者通过媒体对企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批评的环境，企业家们可以通过这个环境来学习，从而少犯错误。

　　谁来批评?当然是那些有见地和有批评精神的学者。在这个角度上看，我欣赏郎咸平，尽管一时还难以对他的观点表示赞成或者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