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之地”的转型
河北在历史上就是“京畿之地”，担负着“拱卫京师”的重任。河北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京津的企业。河北属于缺水的省份，但一直首先保证向京津无偿供水。在历次防洪中，河北总是“一保京津，二保铁路，三保自己”。“服务京津”是河北一以贯之的大局意识。但是河北这些年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在与京津的合作中，河北需转换思路，不断探索合作的新途径与新模式，在利益博弈中寻求均衡点。这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弘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表露的观点。
原因：缺乏市场导向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没有新的区域理论关系指导下，各城市往往是竞争关系，很少合作。”赵弘把河北省发展乏力的原因归纳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产业方面，各城市之间没有进行准确的功能、产业定位，表现在城市之间争项目、争投资、争企业，没有找到适当的合作途径，只是一种简单竞争。
赵弘用“大树底下不长草”来形容北京对人才市场的虹吸效应。他说，在人才方面北京显然占据优势地位，河北人才大量进京，离北京越近，在人才竞争中越是处于劣势，这就形成了人才“黑洞”。
最后表现在服务方面，由于没有引入足够的市场经济服务京津，使河北没有快速发展，更没有快速致富。就拿秦皇岛来说，这里有很多中央部委的培训基地，担负着服务北京的功能，但由于背后多是国家的各大部委机关，在争用土地、税收等方面并未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作，各种各样的“优惠”特权实际上使河北在服务京津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补偿。还有蔬菜种植、水资源保护、风沙治理及生态环境修护等方面都没有应有的补偿，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对等的交换。
定位：河北的发展离不开京津
谈到河北今后的发展方向，赵弘指出，河北的发展离不开京津，这是由于北京和天津在历史、区位及城市性质上占据主导地位，双核作用带动周边城市群的发展，同时也带动河北的发展。
首先，京津两个城市蕴涵着丰富的科技资源和人才资源。河北发展应对接这两个城市，通过适当方式承接这两个城市的辐射，借力、借势才能解决人才、技术和资本的瓶颈;其次，河北还要与京津互动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和功能分工，这就要求河北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和城市特点发展优势产业、确定产业发展重点，同时明确自己的功能定位，是做研发、营销、资本运营等为主的总部功能，还是做生产、加工为主的制造功能;第三，京津地区拥有巨大的市场和大量的需求，河北可以围绕京津的发展进行服务，在服务中形成优势产业，提高自身竞争能力，但这种服务需要符合市场化规律和体现利益补偿的原则。如河北可以发展旅游业，打北京牌，服务北京市场，占据天时地利的优势。
对策：转换思路寻求合作共赢
“区域合作基础能否牢固长久的关键是实现利益共进、寻求合作的共同点。河北与京津的合作中要不断探索合作的途径与模式，在利益博弈中寻求均衡点。实践证明，随着总部经济对区域经济理论的丰富，人们对于区域合作的观念也在发生转变。京津与河北的其他城市之间正在形成合作的新途径和新模式。”
谈起总部经济思想对京津冀企业产生的影响时，赵弘颇为高兴地告诉记者：“我在2002年创立总部经济理论以后进行调研的第一个企业就是首钢，当时朱继民董事长刚刚上任，在听完总部经济理论之后，给予了很高评价，赞叹茅塞顿开，很受启发。之后不久，首钢提出发展首钢总部经济的思路，用总部经济思维模式来指导首钢结构调整及利用首都资源做大做强首钢总部经济。钢铁生产制造采用一业两地、一业三地的模式，改变过去要不要钢铁业摇摆不定的状态，下决心通过总部经济做大做强首钢，同时又不对北京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过去，首钢搬迁的问题因为触及多方利益，争论多年也悬而未决。现在经国务院批准的首钢搬迁方案就是充分考虑了北京的利益和首钢的利益。把总部留在北京，而把钢铁生产部分留在河北曹妃甸，并借搬迁的机会实现技术、结构和产业升级，把首钢建成当代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化钢铁生产企业。
作为总部经济理论的创立者，赵弘看到自己的理论能为企业转换思路、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瓶颈，当然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他说，其实首钢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已经或正在进行产业调整。据我所知，唐山有40多家北京迁过去的企业，它们都把总部留在了北京。
北京的一些产业正在向河北迁移，使河北获得京津产业转移的机会。同时，河北企业也在借北京的大舞台寻求更大发展。赵弘告诉记者，唐山有一些企业正在北京建立总部并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其中有一家钢铁企业迁往北京CBD，主要从事销售中心、研发中心的工作。实践证明，迁入北京的企业视野更开阔、利用北京的资源更便捷，最重要的是它们获得了无形资产，可以利用首都品牌拓展市场，并借道北京出口国外。
最后，赵弘意味深长地说：“制造未必就不能发展。河北在发展初期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实力，形成了一定的产业特色，然后进行城市的功能升级，从制造型城市走向总部型城市，提升产业链中的地位，从而达到城市转型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