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定价话语权需要什么？

　　中航油陈久霖挑起的期油之战，中国完败出局;国储中心刘其兵诱发的期铜之战，已战成僵局。以欧美业界标准看，二者都属于恶性事故。事件的过程和结局也许殊途不同归，而事件的起源和手法却是异曲有同工。国内期货操盘手连番折戟海外或相继败走国际价格战场的现象理应引起高度关注。

　　在国际期货市场价格之战中，中国企业屡屡出现这种下单如下赌注般的误判，绝非偶然，其中潜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沉疴：首先是对政治经济学经典论述过于机械和简单的理解，抱定“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理论的千古不易。其次，在中国深厚的重农轻商文化背景下，形成了牢固的“重生产，轻流通”传统思维定式。第三，中国缺乏金融乃至经济研究的底蕴，近百年来，难见真正能在世界现代经济学中拥有一席之地的中国人。第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除了人才储备和能够动用的衍生工具非常强大外，国际游资还有一套成熟的高风险金融生产制度安排，而我们目前不但缺少这样一批人，更重要的是缺乏这样的制度安排。第五，中国原有金融体系生长在封闭环境之中，徒然四肢发达，却未耳聪目明。

　　这样的金融制度及金融文化背景造就了我们耿耿于怀的一种“背逆”现象，即中国多数大宗商品的进口增量已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但始终面临着缺乏定价话语权的尴尬。其实，这一现象背后是一场金融实力与金融制度的较量。如今，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交易额已经超出全球贸易价值量的20倍，这说明是金融市场而非贸易市场主宰着全球经济。事实也正是这样：欧盟的GDP与美国相当，贸易额超过后者两倍，可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却远不如美国。

　　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完备的金融政策和科学的金融理论，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安全甚至主权安全。对于制造业已经具有明显优势，并已掌握国际贸易艺术但却缺少现代金融理论和金融文化沉淀的中国来说，这尤其重要。

　　中国在长期农业文明中形成了“重储备、轻流通”的金融理念，它使得超额外汇储备成为本末倒置的追求。为此，中国应从多层面加强金融科学研发工作，全面提升金融理论和理念，让金融科学及其工具成为我们国际定价话语权的扩音器。首先，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急剧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日渐削弱，中国要防范金融风险，亟须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自主创新。其次，相关各部门亟须改变各自为战的“散兵”状态，消弥相互间的利益博弈，实现信息和智力共享，整合金融研发资源，推动金融微观主体的合作。第三，中国必须根据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通过加大金融科学研发力度，担负起推动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大国职责，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主导东亚地区的经济金融合作进程，而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所谓国际性的规则和惯例。第四，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我国金融体系建设提供了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空间，包括理论研究，我们必须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此外，我国金融领域在按照时间表进行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应该扭转对内开放严重不足的制度缺陷，由内而外地为中国金融安全铸就铜墙铁壁，共同铸成我们国际定价话语权的“金质”扩音器。